成都遠洋太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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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地產與遠洋地產聯袂開發的成都遠洋太古里(Sino-Ocean Taikoo Li Chengdu),位于成都市錦江區商業零售核心地段、與春熙路購物商圈接壤,是一個樓面面積逾10萬平方米的開放式、低密度的街區形態購物中心。項目毗鄰大慈古寺,是一個融合文化遺產、創意時尚都市生活和可持續發展的商業綜合體,有著豐富的文化和歷史內涵,其中包括的六座保留院落和建筑得以妥善修復。規劃中,與都市環境和文化遺產緊密結合的廣場、街巷、庭園、店鋪、茶館等一系列空間與活動將建立起一個多元化的可持續創意街區,為都市中心的更新提供了令人激動的可能。項目已于今春4月24日盛大開幕。

 

成都遠洋太古里項目,是當代都市中心的新型發展形態,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城市綜合體或是商業中心。從設計的角度,建案計劃所觸及的核心問題,關乎城市及其建筑的未來——我們究竟需要什么樣的理想城市,承載什么樣的城市生活;在城市演進的新舊交疊的過程中,又如何引導都市更新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好的城市皆具有濃縮城市性格的都市中心,她們是城市的剪影和多功能的混合社區,是宜居城市的核心價值(livable city),比如倫敦的高云花園、紐約的格林威治村、東京的代官山、臺北的永康街富錦街。我們項目所處的成都大慈寺片區,因為其場地規模、所處位置、歷史淵源,具有極大的潛力和可能發展成為成都獨具魅力的城市中心。

面對都市中心的創建議題,在成都遠洋太古里長達七年的設計探索中,我們規劃建筑設計團隊和業主一道,希望跳脫單一都市建筑的思維,而是從都市更新和公共空間創建的角度,落實更具開放性、包容性、公共性和聚落特質的都市計劃,并嘗試回答可持續都市的諸多發展要義,整合性地思考集約城市、營商模式、適行城市、多元化混合發展、公共與共享參與空間、慢活社區、文化遺產的保育和活化利用、創意街區、地域場所感這些因素。

設計之道,簡單地說是把公眾生活的空間、文化歷史的資產、公園般的環境,升華為街巷的氛圍,并轉化為營商和地區經濟活躍的機遇,對可持續發展的都市更新具有啟示意義。對于成都遠洋太古里的專案,我認為可以概括出來的關鍵因素是 - 開放街區、新舊融合、快慢呼應、文化傳承、空間共享、永續都市。

設計過程的關鍵方法,在于從社會互動、經濟活力和環境共創的綜合角度,賦予脈絡、創造情景、重組價值、分享串聯,讓不同界別的人交流和合作,讓創意可以在一個快樂的都市社區中發生。所以這樣的項目,是更屬于人、自然與社會的綠色都市與建筑,也是著重于優化都市公眾環境和毗鄰的公共空間,重新確立中國都市中心的形象和定位,致力推廣區內的本土特色,把現有的歷史和文化傳統,結合成現代而可持續發展的環境,以吸引居民社區、游客和商業發展等。


城市的發展,涉及永續經濟活力的驅動問題。其間,建筑的語言、敏感度以及洗練固然十分重要;不過,反倒不是都市項目成功的最根本要義。都市的設計,重要的是賦予空間混合性、滲透性、開放性、公共性、多元性、文化性、參與性、生態性、舒適性。Charles Landry 在《創意城市》(The Creative City: A Toolkit for Urban Innovators)中寫道,“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互動與交流是城市發展的重要元素,而街道就是促進這些互動交流的平臺。當我們要設計出一個人性化的城市空間時,我們需要更多以人為本的街道。”

街巷生活和公共空間,是設計的關鍵。在突破建制化的都市設計方面,好的設計是以直接面對城市和公眾空間的形式做建筑,并將市井生活埋藏在街坊和建筑的空間里,不拘形式,打成一片。

在大慈寺區域,設計的根本理念可以理解為“都市中心”的空間與價值再造。“中心”所培育的社區價值,是整合而非片面,是多元而非單一,是創新而非因循,是參與而非隔離,是交疊而非分離,是影響而非強制,是伙伴而非孤立,是引導而非控制。

在形態上,非外非內的短、窄、密的小街廓、多里巷的空間,依循著歷史中城市固有的概念,呈現了比建筑更為重要的建筑群落之間的環境。

對比在一個盒子的框架里策劃空間而面對的界限,群落的建筑更具超越邊界的特性;也因為是創意的中立區,所以更利于規劃公眾空間,進而包容不同年齡、社會階層、族群、社會生活、文化資產、公共藝術、社區營造、環境再生、地方風土。在公共空間的層面上,群落建筑中部分私屬空間轉化為公共空間,而這樣的公共空間可以籍由私營企業與民間共同妥善經營,這與畫地為牢的公共空間私有化截然不同。

成都遠洋太古里這樣的都市計劃就是將龐大的工程拆分成幾十個量體,彼此貌似,但卻定義著不同尺度和城市場景的組合;商戶也有自我表現的空間和適應性。整個區域應成為真正的24h“開放空間”,是公眾可自由穿行的城市“街區”,便于通行;另一方面,都市的穿越,讓人們在通過和逗留的同時,可以欣賞到區內的環境景觀和各種活動,使“逛”成為一種美好的體驗和感受。從城市設計角度來看,“可滲透性”的街區也創造了視覺上的連接和延續,有助于人們對城市的識別和體驗。群落間的那些與都市環境和文化遺存密切結合的廣場、快慢區的街巷、保留院落、餐廳、劇場、夜店、花園、店鋪等一系列空間與其活動,建立了一個歡愉、多元化的永續創意里坊。

所以之于場所感,成都遠洋太古里是基于“面向公共空間和街區的設計學”。其方法,是探索幾個基本的融合——空間策略和環境品質的緊密整合;生活體驗性美學和生活方式與營商的結合;進而帶動公眾參與和創意社區的結合。


當代中國的都市中心變化迅速,面臨著極大的挑戰。這不光是涉及到上文提及的都市自身文化和社會的發展問題,也與這個時代的獨特性有關。比如,傳統的單一購物零售模式,正受到日益完善的網絡銷售的挑戰。市中心商業整合的實質也在發生改變。人們更期待獲得良好體驗的生活,包括開始轉向一些更具有真實場所感、文化感、生態感、藝術感、時尚感、參與性的都市體驗。在這里,生活空間與廟宇、老房子、林蔭道、水景、咖啡館、混搭餐廳、藝術品和多樣的店鋪緊密結合,是新時代生活和辦公空間的展。

我們的關鍵挑戰,是重塑這種“體驗”,通過獨特的市場定位及更高品質的運營,與市民和訪客分享價值。實際上,大慈寺的核心位置和文化維度,也引導我們去理解,在任何的文化中,神圣與世俗是統一體的不同方面。大慈古剎中傳統的宗教活動、心靈的沉思靜修、品茗閑聊和成都街頭巷尾中喧囂的麻將,組成了成都文化中不可分割的日常生活儀式。恐怕也許沒有什么地方可以像成都遠洋太古里這樣生動地展現如此多元而富有魅力的文化了。

在成都遠洋太古里,設計的構思是力圖革新亞洲都市中那些典型的大體量、孤立的、封閉式、缺乏滲透性和開放性的開發模式。舊的模式和問題,在Jane Jacobs的批判中十分清楚,所以Jacobs提倡小街廓、歷史性建物、有變化的人行步道、多樣性、混合使用、集中等都市策略。

開放的“里”模式,可能擺脫人們慣性的以購物為單一目的的模式,增添多元的生活體驗,讓人發現生活中富有情趣的瞬間,以及同自然空間之間天然相依的本性。人們從傳統的買賣行為模式中解放出來,更注重體驗過程,提高了生活和購物過程的品質。當人們不滿足單一購物模式的形式后,設計師從研究當地的特色、區域的氣候、人們的生活習慣、不同階層和年齡人的喜好出發,著重對細節和品質的提升,包括街巷密度、空間尺度、建筑體量、建筑密度等,從而提升一個區域乃至一個城市的品質,使城市功能逐漸趨于合理。

實際上,從營商的角度,成都遠洋太古里依照基地固有的文化和空間特質,發展出了“快耍慢活”的 “快里”、“慢里”這樣對比互動的商業業態。其中的店家,也是依此規劃邏輯鋪陳。我們的店家,不少是重要的旗艦店和概念店, 比如MUJI無印良品,就開啟了所謂的“世界旗艦店”。這當然與成都遠洋太古里自身的文化歷史底蘊有關,自然也和與之相得益彰的街區規劃和設計有關。

當然,這樣的街區需要擁有良好的公共交通網絡體系,訪客能夠通過連接的地下道步行到附近的地鐵站。項目設有地下停車場和自行車庫,提供千個機動車位,并有多部自動扶梯把訪客直接從停車場帶到地面的店鋪與街道。

 成都遠洋太古里的建筑,是對都市設計和營商設計的承上啟下。這里的建筑,是作為公共空間的背景來設計的,或者說是從都市聚落群體的角度來設計的。這與當下很多都市建筑的姿態大相徑庭。從建筑上,我們不是在設計人有我有的東西,而是為此時此地創造人所期望的,乃至更具想象力的場所。這里有幾個重要的思路。

本案的建筑是與都市設計緊密結合的策略性設計。比如,建筑的設計就存在著基本意象的思考,或者說是視覺識別(VI),比如街巷建筑的盡頭,總是文化歷史資產的展現,這正是成都遠洋太古里項目獨特的意象特征。

再比如,建筑的生成,就是關乎一系列與不同街巷空間相關的類型和尺度處理問題;片區規劃的尺度和體量的基本原則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寬窄不一的街巷;二是兩層為主、局部三層的退臺策略;三是通過廣場和庭院空間進一步形成縮放的格局。街巷等級分為街、里、巷三級。道路的多樣性亦反映在沿街形態的變化上,比如在保持沿街街面連續性的同時,像傳統空間一樣,通過騎樓、柱廊、檐口、景觀等形態的變化,營造非均質的線性空間,形成動態的曲折變化和豐富的公共空間。在大慈寺南側和東西兩側的退臺主要是結合兩層高的建筑,有助于形成內低外高的整體格局,并同時通過朝向大慈廣場和和尚街的大面積坡屋頂,展示以灰瓦為主題的色調、質感和謙遜統一的形態,并和寺廟的紅墻形成對比。另外,以潮流時尚為主題的快區和圍繞著文化資產的慢區,在材質的運用上也有所區分,比如慢區就多采用灰色的素雅陶土材料。

這里的新建筑,是當代的建筑,也在地適時的探討傳統在當下的轉化。坡屋頂和深出挑的屋檐是建筑的一大特色,造型輕盈簡潔。屋頂為灰瓦,屋頂坡度采取“四分水”的27度,以淡雅的深灰為主色調,屋檐下則是暖木色。材料與質感以求樸素,如灰色陶土磚、木材、灰瓦、石材等。建筑的山墻部分亦通過格柵的組合,較為抽象地回應四川當地建筑的懸山意像。

建筑的設計,需要平衡片區的統一秩序性和街區的多樣性這樣兩重問題。如同傳統的聚落一樣,建筑三層和以上的部分采用了較為標準的設計,營造出了聚合村落的統一意象。貼近街巷和行人的建筑底層,反而是讓店家自由創意發揮,呈現出豐富多彩的街道形態。從視覺的角度,建筑輕觸地面,下層因為店鋪,也更加有趣透明玲瓏,和上部燈籠般的朦朧之態,形成了對照。

街區的建筑采用了層的策略,與街巷和公共空間契合,使從建筑的體量逐漸向室外空間延展過渡設計,譬如雨遮、座椅、水體、樹木、街燈、標識、藝術品、步道,當然還有街頭小販的景致和臨時活動的配置。這些街區設計,自發性地注入城市發展的血液中,符合“策略性城市主義”(tactical urbanism)的原則,最終塑造街區的長期變化。

 

每個城市都擁有屬于自己的記憶和可以詮釋的傳統,每個城市的記憶總會附著在某個場域,有些是物質的,但更多的是非物質的。雖然大慈片區大部分的街坊因為歷史的原因已經蕩然無存,但歷史煙云中的無數記憶卻依然對我們的規劃形態有著無盡的啟發。我們并無意僅僅回顧歷史,而是希望籍由歷史的基因和沉淀演繹出新生活中富有韻味的片段,并將歷史文化的價值和保育思想,投射到未來的發展之中。

從保護舊有街巷脈絡的角度,東西糠市街、和尚街、筆貼式街、馬家巷、玉成街、章華里等,皆悉數保留。其巷里的有機形態,也與新的街巷相互穿插滲透混搭,而編織成了可步行城市的步道肌理。

經歷了中國周邊的亞洲保育運動的洗禮,尤其在新舊相遇的時代中,面對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育問題,我想,首先是要確立“文化資產(cultural heritage)”的概念,而非僅僅是針對老建筑的物質本身,就保護而保護。策略的關鍵在于是否可以通過演繹方式,豐富人們對文化資產的體驗和歷史環境的認識, 提升對當地社會和文化更高的認識和欣賞能力。

其次是面對所謂“管理改變”(managing the change)的問題。當下文化遺產保育的變遷,從單純的物質保育,發展到注重社區層面的場域價值、關聯和故事的文化歷史資產保育。管理歷史文化資產及其更新,在于理解新的需求,特別是城市和社區的需求。其次,是理解保育本身和活化的可持續發展和道德準則,以及法則與規范的限制。因此,手法和動機在于辨析新的活化功能和保育規劃的準則。技術上是明晰的兩點,保護價值的構成和潛在的技術風險,比如結構、新的功用負荷等。因此,文化遺產的保育和更新是,賦予脈絡、營造應有的情景、重組價值、分享參與。保育這方面,如果就事論事的話,意義也難以拓展。所以,有幾個層次:如何在整體規劃上成為地標和紐帶;如何新舊有別,融入故事和賦予演繹;如何有鮮活的內容,而非空洞的保育;最主要的是,規劃文化遺產走廊,并在都市設計上賦予教育的涵意。不過,這樣的都市更新項目更需要時間的孕育, 最終,才會成為可持續發展的文化資產,也是人所共享的地標,片區中的商業當然也可以受益。

Paul Ricoeur在《歷史與真理》一書中講到,只有當一個活生生的文化同時忠實于其源流,而又已準備就諸于藝術、文學、哲學和精神層次的創造性的時候, 才能夠支持與其他文化的接觸,不僅是有能力支持而且可以賦予這種接觸意義。所以,文化歷史場所,本質是一個對話性的場所,人們聚集在共享的空間中,作為平等的參與者面對面地交談并形成“公共生活”。圍繞著大慈寺,項目的文化使命是實現從文化歷史片區和遺產地向多種文化活動場所的轉變;培育新型的城市文化政策;將文化和歷史元素作為發展的催化劑,體現為社會大眾、城市生活服務的意義和作用。

文化資產嵌入在成都遠洋太古里的項目中,順理成章,并得以孕育。它喚起了人們的記憶,激活地點的意義,引領大眾重新去發現被忽略的社區;也通過創意激發人文生活的榮譽感,珍惜現有的文化資源,試探新活力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籍由圍繞文化歷史所營造出近人的場所感(place making),讓人們重新靠攏在這片區域。

以大慈寺為鄰的成都遠洋太古里,反映著開發者、政府、設計師團隊提升都市中心品質的態度。項目還原了城市中心的特征和繁榮,片區也成為了城市的標志,獲得了似曾熟悉,但卻更富多元魅力的認同感、親切感和歸屬感;籍由都市文化創意和開放街區,也帶來民眾身處都市獨特的愉悅和便捷;各方交流,也通過公共空間而無處不在。

當下,成都遠洋太古里已經正式開幕了。這樣的都市中心和開放街區項目,仍需面對未來幾年和更長期的遠景計劃。項目運營管理者和設計團隊將繼續深入公共空間的細部優化,以及持續開展多樣性的融合。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就是這樣,豐富活潑的街道生活,形塑出魅力的市井風貌,讓我們有機會在一個又一個的巷弄里發現驚喜。
我想,多彩紛呈的城市,確實是人類文明進程中最偉大的實驗;而作為建筑家的我們,無非是讓這樣的探索,適得其所地發生在街巷之間,培育思考,找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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